随着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不断加剧，国际关系中的“武器化”现象愈发突显。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引领者，中国反对将国际政治经济相关问题“武器化”乃至“泛安全化”。本期“学术圆桌”通过对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以及算法“武器化”三个维度进行学理解读，以期将对此问题的理论探讨引向深入。
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的回归、大国竞争的加剧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现象愈发突显，引起学术界、政策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严格地说，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类似现象很久以前就已存在，不过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如何认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的“旧”与“新”，对研判和应对当前的世界变局具有重要意义。
武器化是将某一类本来不是武器的事物作为武器。根据《辞海》，“武器”也称“兵器”，是指直接用于杀伤敌有生力量和破坏敌作战设施的装备。因此，“武器”在本质上是损害对手的工具。这样，我们可以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定义为发起国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工具来损害对手的现象。其基本内涵在于：第一，国际经济关系在逻辑起点上并非“武器”。国家建立和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目标在于获取经济收益，正是在这一点上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安全关系形成了差异。第二，如果国际经济关系被某一国家有意用来损害对手，国际经济关系就成为发起国的武器，也就是被“武器化”了。在此，损害对手是发起国行动的目标本身而非其行动的外部性。
基于上述界定，“武器化”与“工具化”“安全化”等其他几个经常并列使用的概念可以被区别开来。首先，“武器化”不同于“工具化”。武器无疑是一种工具，但它是一种特殊的工具，即以损害对手为目标的工具。国际经济关系经常作为促进国家间政治合作、减少国家间政治对抗的工具，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武器化”。其次，“武器化”也不同于“安全化”。“安全化”是非安全议题被客观转化或主观建构为安全议题。国际经济关系本来并非安全议题，如果被“武器化”了，就会转化或建构为安全议题。但是，如果国际经济关系只用于避免受制于人而非损害对手，就只是“安全化”而非“武器化”。这些辨析有助于避免“武器化”一词的滥用。
作为一门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作用的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并不缺乏对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现象的关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广泛开展，“开放经济政治学”长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知识被“遗忘”或者被忽视了。如果回归经典文献，可以发现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中并非全新的知识。
第一，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思想渊源之一，重商主义就包含了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的思想。重商主义既将权力看作获取财富的手段，也将财富看作获取权力的手段。在后一意义上，国际经济关系很可能成为国家获取权力的“武器”。17世纪著名的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宣称，谋求贸易利益是“我们的财富来源，我们的战争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在他看来，通过国际贸易，一个国家可以打击竞争对手，增强国家实力。
第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学科建制出现之前，就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论及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问题，阿尔伯特·赫希曼1945年出版的《国家权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就是其中的一部。赫希曼发现，广泛地将国际经济关系作为国家权力政策的工具来运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主要时代特征之一。赫希曼指出，寻求增强自身实力的国家，会考虑与那些可能迫切需要该国特定出口商品的伙伴国发展贸易关系，使这些伙伴国的经济与其经济高度互补，并阻止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或实现内部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多样化。贸易成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上述效应由此被称作“赫希曼效应”。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学科形成后，最早出现的“三大理论”都注意到了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问题。作为霸权稳定理论的早期代表性成果，克拉斯纳1976年发表的《国家权力与国际贸易的结构》在标题上就和赫希曼的书名相呼应。作为相互依赖理论的奠基性著作，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7年出版的《权力和相互依赖》中则调整了“相互依赖”一词的提出者库珀对国际经济合作的乐观预期，指出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相互依赖关系是以互利为特征的。他们提出了“敏感性”和“脆弱性”来说明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代价，进而展示其权力政治属性。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则发现，一个地区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理想状态是它的国家既不要太强大，也不要太脆弱。如果太强大，就可能根据自身考虑阻止必要的要素跨境流动；如果太脆弱，就没有能力阻止其他国家对流动进行干扰。
知识生产往往具有生产者本人所处时代的烙印。近年来，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出现了全球生产网络“武器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生产者驱动和消费者驱动的边界不再清晰，部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与交易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价值创造的内涵、外延和形式已经大大超出“商品”的范畴，仅仅用买方权力和卖方权力已不足以说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权力运用，全球生产网络会形成结构性权力。当某个国家运用网络结构中的关键节点对对手实施强制，使对手蒙受重大损失时，全球生产网络就被“武器化”了。在高科技产业网络中，这种基于网络性权力的“武器化”行为最为显著，但在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交易中，供应端的生产者和需求端的消费者仍可以运用传统意义上的买方权力或卖方权力来达到损害对手的目标。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出现了国际经济制度“武器化”。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广泛建设使国际制度涉及的成员国范围与议题领域不断拓展，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都不得不在一个被稠密的制度网络所覆盖的体系内展开。在此背景下，发起国有可能以其所主导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为工具来损害对手，从而出现了国际经济制度“武器化”。国际制度“武器化”是指发起国以所主导的国际制度为工具来损害对手的现象。发起国可以通过“剥夺”对手对国际制度内公共物品的使用权而向对手直接施加损害，也可以基于所主导的国际制度实施多边“解耦”以损害对手，还可以通过其所主导的国际制度集聚资源并放大既定资源的效用，以挤压对手资源或行动空间。
简而言之，当今国际经济关系“武器化”既有延续而来的历史源流，也有新时代赋予的新特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引领者，中国反对将国际经贸问题“武器化”。对“武器化”的反制，即“反武器化”，需要深入认识“武器化”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条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当我们谈及相互依赖的作用时，一度将之认定为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与动力。如今，相互依赖却转而被冠以“武器化”的定语，成为部分国家达到其特殊战略目标的工具，扮演了经济全球化“侵蚀者”和“破坏者”的角色。那么，相互依赖“武器化”是如何产生的，作用路径是什么，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相互依赖“武器化”并非全新线年，当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发文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给“相互依赖”下定义时，借助“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两个概念描述了相互依赖的行为体（主要是国家）间可以是不对称的关系。两个概念分别指处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的行为体对依赖关系发生改变的反映程度和代价大小。相互依赖的两个行为体谁更敏感或脆弱，谁就更容易受制于另外一方实质性或威胁切断相互联系的行动。因此，在相互依赖的既有定义中就已经通过引入“不对称性”，隐含了相互依赖可能会被“武器化”地使用之可能。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当各行为体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越高，彼此所持“节点”（物质基础）间的“连线”（关系基础）盘根错节，呈现出一种网络性结构，相互依赖“武器化”就具备了一定的客观基础和先决条件。这种全球性网络结构越密集，网络主导者依托于此获得的网络性权力就越大，相互依赖“武器化”的杀伤力就越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掣肘于当时的时代局限未能重点强调这种网络性结构及其被“武器化”使用的影响，而是仅仅看到了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可能存在。
随着这种全球性网络日益密集或聚集，各种关键要素向中心国家聚集，形成了各种“中心节点（central nodes）”或“轴点（hub nodes）”。随即，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相互依赖的网络性和中心性。实际上，网络性和中心性越强，置身网络中的中心国家越可能通过将相互依赖“武器化”，从而达到自身约束、遏制乃至打压其他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相互依赖“武器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新概念。只是随着全球化不断加深，行为体（主要是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发深化，全球性网络愈发密集，各国愈发深嵌其中、彼此复合、相互依存，进而逐步积蓄了这种“武器”的可及性和杀伤力。
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作用路径是双向的。网络性权力既可以被正向强化，也可以被负向地使用。“全景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和“扼流闸阀效应（chokepoint effect）”两种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作用路径进一步推演为正负两个方向。“全景监狱效应”指中心节点国家监控和捕获对手国家的信息流通信息。例如，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计划”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要求相关网络公司帮其收集信息、进行监控。“扼流闸阀效应”指中心节点国家切断对手国家的要素流动，甚至将对手踢出全球性网络。例如，美国联合盟友禁止俄罗斯的几家主要银行使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国际结算系统。
相互依赖“武器化”既利用了市场逻辑，也深深破坏了市场逻辑。在积极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世界各国正向运用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培育全球经济网络，发挥驱动作用的主要是市场逻辑。在当下霸权国重置全球化的消极情境中，部分国家负向运用相互依赖关系，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切断和破坏全球性网络，发挥作用的则是霸权国护持权力的国家逻辑，也践踏和破坏了全球化所依托的市场逻辑。在积极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全球经济网络的“中心节点”虽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而且它们可能依托全球经济网络、借助“马太效应”不断强化本国的权力基础，培育和掌握更多的“中心节点”。但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利用相对适宜的国际环境，培育自身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甚至在某些行业领域内改变或取代已形成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中心化网络。
对相关施动者而言，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影响也不一定是单向的。诚然，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国家可能会通过其网络性权力威胁和打压对手，达到一定的战略目标，也可能作为“武器化”的施动者而自讨苦吃，侵蚀乃至破坏其网络性权力的根基。换句话说，霸权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也会使自己付出高昂的成本。这种负面影响可以具体体现在知识基础、物理基础、法理基础和道义基础等多个层面上。
面对部分国家出于霸权护持考虑将相互依赖“武器化”的行为，我们亟须综合施策、统筹发展与安全，既要提高抗风险、防脱钩断链的能力，从根本上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又要向相关国家阐明道理、因势利导，确保相互依赖、合作共赢。毕竟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无论承认与否，世界各国都已经处于彼此依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
第一，坚持自立自强，抢占知识高地，增强国际竞争力。相互依赖“武器化”的主要手段是监控“节点”和切断“连线”，那么各行为体经由“连线”传递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呢？这种要素决定了“武器化”的效力和破坏性大小。笔者认为，这种核心要素是知识。如果能够在知识生产中占据优势，就拥有了成为“中心节点”从而牵制其他“节点”的能力。实际上，在全球性网络中，不管是国际金融网络中的跨境支付信息，高科技产业链网络中的技术、销售数据和用户信息，还是网络空间中的网络数据和通信技术，它们都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聚合力和竞争力的知识要素而存在。所以，面对某些国家别有用心地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切断知识传递的“连线”，打压我国占据优势的“节点”等行为，我们要坚持自立自强，加强知识要素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竞争力，培育具有聚合力、竞争力且以我为主的“中心节点”，致力于降低脆弱性和敏感性，在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提升抗风险的韧性。
第二，确保相互依赖，再塑积极的全球化，创造良好国际环境。霸权国将相互依赖“武器化”，在切断连线、打压对手的同时，也破坏了各国对既成全球经济网络的信任，从根本上伤及世界经济繁荣与发展之根本。实际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一度是经济全球化的获益者，而作为既成大国的发达经济体国家也一度是和平国际秩序和健康经济秩序的获益者。然而，以相互依赖“武器化”为代表的重置全球化的行为会为国际社会带来非常高的成本。霸权国的国家逻辑替代乃至破坏市场逻辑，必然导致技术进步的延迟、经贸投资效率的下降、经济风险系数的上升。时至今日，霸权国和新兴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确保相互依赖、“求同存异”合作的必要性，因为对两者而言，转投新的全球性网络的成本都远远高于修复既成网络的成本。此外，国际社会深知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这也为今后确保相互依赖、引导全球化重回正轨预留了一定空间。
当前，伴随着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数字地缘政治竞争日趋加剧，算法被用作政治竞争武器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从对抗神经网络生成深度伪造到推荐算法影响社会舆论、从政治机器人操纵虚假账号到自主杀手武器执行无人侦杀任务、从面部微表情识别刻画政治人物心理曲线到深度数据挖掘实现跨国精准政治沟通，算法在数字政治运行中的武器化倾向愈发明显。
所谓算法“武器化”指的是在数智环境中政治行为体以算力为支撑、以计算思维为指导，有目的、有组织、有策略地运用算法工具和算法策略在政治互动中影响他者行为、塑造政治环境，进而实现其政治目标和价值追求的一整套计算政治操作。在此过程中，算法不仅被策略性地用作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同时它还被战略性地用作塑造规则的武器。
与传统政治思维的主观经验判断不同，计算思维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工程思维。它假定万物皆数、万物皆可计算，旨在利用系统科学方法和计算手段来理解社会系统的运行，即社会环境与社会行为的可监测、可计算与可评估。就此而言，算法可具象为面向社会问题的任务识别、过程控制与实现方法，用计算思维来研判和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工程技术性质。将计算思维应用于政治场域，核心是通过某些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任务模块实现常规解题方法所不能实现的效果，从而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并提升政策执行效果。不同于以往依据已经发生的社会事实被动总结经验的方式，计算思维更多是一种积极探索、自动挖掘问题以求主动应变的思维方式。它用数据替代经验、用算法代替直觉，旨在实现政治观察由主观的人为分析向客观的智能发现转变。
简单来说，算法“武器化”可以直观地理解为计算思维在政治场域中的介入与应用。合适的算法能够准确地监测和捕捉社会事实，清楚地判断问题及其发展状况，进而为政策响应提供超越传统思维的应对之道。
放眼未来，在数智环境下，算法将无所不在，传统的国际竞争正在悄然演化为“以计算对抗计算”为特征的“算法政治”竞争。首先，在军事领域，算法正被用作一种新式作战武器与新型作战策略。譬如，2017年，美国国防部提出了“算法战”（Algorithmic Warfare）概念，并明确了“算法战”的三大要素，即针对关键任务需求的算法研发、建设与实现算法相匹配的计算资源、部署基于算法的各种智能化军事应用技术及系统，此举标志着美军正式将“算法战”作为其官方的作战概念加以布局。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算法介入军事冲突将革命性地改变战争规则与战争形态，并给军备竞赛和危机管控带来前所未有之挑战。在算法驱动下，未来战争很可能会走向以算法为核心的智能对抗。其次，在外交领域，算法作为一种技术驱动正在革新外交工作流程和改变外交工作形态。继“网络外交”“新媒体外交”和“数据外交”之后，“计算外交”的崛起可视之为外交决策、外交行动和外交工作流程智能化变革的一种社会可计算形态。依托超强算力基础设施和可选择的算法工具，计算外交将社会计算理论与计算方法融于外交全过程，具体体现为外交态势感知、外交决策过程、外交战略执行与外交工作流程的算法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放眼未来，计算外交整体的发展趋向是借助数字化赋能与有效算力支撑走向外交全过程的多模态和跨模态数据的全息计算，诸如智能化情报感知、自动化外交工作流程、可视化外交策略执行以及即时性和可追踪性政策反馈。简而括之，计算外交本质上是以算法驱动为表现形态的智慧外交形式。
算法正逐步呈现出一种被政治行为体越来越频繁“武器化”运用的趋势。就此而言，算法不仅已成新的风险源和新的安全挑战，同时其本身也在嵌入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日渐成为权力塑造主体。
首先，算法具有穿透性。算法能够轻松越过国家的物理疆界和人际关系网络，对他国和本国公民进行悄无声息的政治扰动，以至于传统的国家主权疆界和政治游戏规则形如虚设。譬如，以伊朗“推特革命”为例，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一国网络民意表达很容易为他国政客煽动为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网络”。2024年4月，媒体研究中心（MRC）的一份研究报告披露，科技巨头谷歌自2008年以来多次使用算法干扰美国和他国大选。该报告指证谷歌搜索算法利用其有偏见的搜索结果帮助其所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同时审查他们的对手。简言之，算法的渗透性正逐步突破主权疆界和人际关系网络的限制，并延伸了政治行为体的跨域影响力。在此意义上，算法渗透正逐步演变为国际政治颠覆与反颠覆的技术对决。
其次，算法具有嵌入性。算法作为人工智能系统实现功能的逻辑规则，总是嵌入特定的社会情境，由某些特定行为体开发并部署应用于具体任务领域，通过嵌入性的调配资源和支配行动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此而言，算法可视之为一种弥漫于人工智能应用各个场景、各个角落的“内嵌型权力”。它以便利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实现任务为名、以后台运行和隐形嵌入模式全面参与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各个环节，日趋演变为驱动各领域智能化转型、塑造人类认知并改变资源分配格局的重要力量。在此情形下，算法越来越被用作一种“社会规则塑造工具”。在日趋激烈的国际政治博弈中，政治行为体有目的、有组织和有意识地运用算法逻辑实现社会规范建构的现象将日趋频繁，算法越来越被视为影响他者行为、增强权力、获取优势或保障安全的常态化智能工具。
最后，算法具有泛在性。简单来说，“泛在性”指的是算法人工智能实现其功能和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算法不仅是人工智能实现自动感知与自动计算的核心一环，更为重要的是，算法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耦合将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数字生态系统，扩展了智能技术的能力边界。算法在嵌入社会任务解题的过程中通过逻辑规则的内嵌形成了泛在化权力，亦即算法建构逻辑、逻辑形成规则，规则内嵌于社会结构。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与大规模应用，算法将进一步深植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并将以更加隐蔽且不易觉察的方式塑造人们的认知、支配人们的行为，进而以“智能化”为名建构起基于算法驱动的社会结构及其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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